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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近现代历史中可谓翻云覆雨：道统里士大夫不仅是社稷文化的守护人，而且是辅佐帝王成就霸业的智者，如张良、萧何、曹操、刘伯温等；但有明一代士气尽销，落得个“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东烘先生的形象，还算有点宁死不屈的节气；到大清入关，胡汉之别渐灭，再经鸦片战争到庚子拳变，国权尽失，中国已不复是独立主权的国家。
    于是孙文、陈独秀、蒋介石、毛泽东等一大批文化人开始由政治斗争而进入军事斗争，最终共产党夺取天下。然而，新中国却经历长达30年的内部斗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而后结束动乱，知识分子地位逐步提高。
    在这个过程里，文革后一代（65年以后出生的一代）普遍具有比较强的批判性思想，只到75年后尤其是80后一代才真正变成新生代，比较少受到传统文化包括“新时期”（80-98年）文化的影响。如果说以8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的性格标签是“娱乐性”的话，那么在此之前的一代（65-79年生人）的标签是“叛逆性”。
    在这个叛逆性的一代人里诗人有朦胧派、海子，歌手有崔健、罗大佑、李宗盛，文化有李泽厚、刘晓波、余秋雨，影视有《红高梁》、《河殇》，尤其这个年龄段的人都经历或见识了89年政治风波、特区下海热、法轮功、非法传销等轰动性大事件，性格里对现实的批判、质疑，无论是理性还是感性都很大。
    发现不同是容易的，一个人越自我为中心就越对异己的东西敏感；提出疑问也是容易的，现实本身就存在太多的“非合理”现象，可以令经过理性洗礼的头脑轻松挑出一堆毛病，或者是对未来结果提出质疑。
    批判性思想要不要、对不对呢？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的”，马克思更是将对现实的批判发展到学术的顶级阶段（意识形态），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动荡、无序甚至价值混乱的时代，保持思想的批判性甚至叛逆性是必要的。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尤其是《生活在别处》里深刻反思了人性中叛逆性青春骚动的本质与结果，我在阅读昆德拉著作的时候正是89年风波以后的大学时代，他所描写的场景、思想、情感与我们经历的有惊人的相似性，那时确实看太多文学、历史、哲学包括佛学禅宗的书，忽然感到也许我们所谓的“否定性”（黑格尔否定之否定发展观）并不是真正的“规律”，而只是一种思想倾向而已！
    我记得彼时曾写过一篇小文反思否定与批判的思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对生命、对现状有“大肯定”而一定要挑刺与批判呢？为什么我们不在肯定的和谐里享受快乐而非要在否定的疑虑里痛苦呢？我们自己到底能做成些什么呢？我们以自己的所谓批判为思想深刻是否正是肤浅之表现呢？
    那时我与一伙思想同道经常在一起指点江山，搞文学社、写诗论道的，我当时对大伙说：我的诗人时代结束了，以后我要开始散文化生活。引得诗人朋友们一顿“板砖”（用词新了点）！
    我知道诗人其实是以燃烧自己为代价奉献社会的一类人，诗人们不仅大多“生活在别处”，而且“活在百年之后”，历史上如此，现代也是如此，如顾城、海子的命运。诗人如席慕容、汪国真之类，恰如柳永的浅斟低唱，倒不至成为“情深不寿”的谶语。
    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做诗人，一是自己本就是俗人，七情六欲不断、五根不净、贪恋红尘，就别读几本书就自以为是苏蔓殊、李叔同之器了；二是不敢肯定自己有超世之才，如果最终文章不能传之千古而又苦闷当世，岂不遗憾于生命？三是如果自己明明生活于世俗之地却总有诗人之想，益于人乎？益于己乎？如果我们的语言、思想不能给别人带去积极的情绪、有益的帮助，说那些话徒逞一时之快，何必呢？
    佛家有“不恶口、不两舌”之教，能做到者谈何容易？每日三省都未必可以尽消己身之过，何况自以为率性而直舒胸臆？孔子曰：克己、复礼，此之谓欤？
 在我的价值观里，做事的永远比不做事的要强，积极性的人一定比消极性的人机会更多；莫以事小而不为，建设性的行为风格；更多建议更少怀疑，建设性的思想风格----我认为很好，也是人性“大善”之具体表现。